我在手术台切开过500颗头，让我动刀时害怕的，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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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果我当时也离开了，那这个病人可能就会突然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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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拙老友记
天オ捕手发布的是口述真实故事。
【医院奇闻录】是医生群体的口述真实故事专栏，由不同科室医生讲述自己遇到的特殊诊疗案例，解剖生死与人性，还原医生真实工作里不为人知的细节，让你的内心多份理解，少点恐惧。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医生，他总说一句话：你脑子进水了。
听到这话的人最后往往还感谢他，因为这不是骂人，而是他诊断的结果。
这个医生叫杨正经，来自于全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天天给人的脑子看病，检查里面有没有积水。
神经外科是医学专业里最难的科室之一，用到的技术是最先进的。
几年前，杨正经经历了一台这样的手术，要救一个脑子进水的病人。
正当他准备治疗时，同事突然提醒他，这病人可是个人物，一旦救不活，你可就麻烦了。
看故事之前我先提个醒，今天的故事可能会有点难读。
手术用到的先进技术，普通人可能终其一生很难有机会亲眼看到。
为了开开眼界，我让杨正经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用了很多生动的比喻。
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见证，先进医学技术如何在普通人身上应用、再如何帮他们恢复健康。
学医16年，我见过500多颗不同的人头。每当它们被固定在我面前，下一步就是等待被我切开。
每颗脑袋里都装了一样的东西——一块“豆腐”，被无数头发丝般粗细的血管缠绕着。
那就是脑子。
我的工作，就是在脑子里的小血管出现凸起、凹陷、破裂、扭曲时，给它们修修剪剪，缝缝补补。
同时还要时刻注意着手劲儿，下手太重的话不仅是血管，脑子也有可能会碎掉。
这是个高精尖的科室，在我大五选专业的时候，亲眼见证不少人在“神经外科”这四个字面前被劝退。
这是所有外科门类中操作要求极高，且理论分数要求也极高的“双高”专业。打个比方，如果考其他科室需要300分的话，想要进入神经外科，至少要350分。
我曾因成绩平平，差点成为被劝退名单中的一员，但在我大四的轮科实习，第一次接触神经外科时，就被它的魅力所折服。
在病房里，我看到很多病人失去理智似的，在屋内走动，有的人因为生病而变得傻傻的，每做一个动作都离不开家人的协助。
那天老师在一个病人身上给我们演示腰穿。
他在病人的背上扎一针，但从管子里放出来的却是病人脑子里的积水。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这一定算得上最神奇的操作之一。
进入神经外科之后，我学习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技术。
在我正式当医生第五年的时候，我碰上了一场硬仗，一连53天，每天都没停下来过。
最后，我用上了一项比腰穿更神奇的技术。
那个下午，我在急诊值班，抢救室送来一个年轻的男人，体型肥胖，头大脖子短，肤色偏黑，看起来似乎常在室外干活儿，人已经昏迷。
同事介绍他的病情，29岁，头痛3小时，加重伴有意识不清2小时来院。血氧不好，途中吐了好多东西，从头颅CT看应该是颅内动脉瘤破裂了。
我叫他，他不回应，使劲儿掐他，也不睁眼，只有敲打他四肢时，才有短暂轻微的反应，这说明他的昏迷程度很深。
他仰面朝天闭着眼，喉咙里发出清晰的、类似打鼾的声音。
我明白，这绝非普通鼾声，而是人由于舌后坠产生的，呼吸时的特有声音。
这种情况常发生在体型肥胖、舌头长而肥大的人身上。
他们在昏迷状态下，因为不能自主控制自己的舌头，此时舌头就像是一团松弛的肥肉，自然地往喉咙最深处下坠，把气道堵塞住。
他随时可能因窒息而丧命，大脑会逐渐失去氧气供应，超过黄金救治时机，就算是把人救回来了，也可能成为植物人。
鼾声不止，他的口唇变成了青紫色。
我和同事赶紧把他下颌托起，吸出气管里的痰液，直接把氧气管插到了他的嘴里，希望能让他更快地得到更多氧气。
他的颅内出血不少，并且很大一部分流进了脑室里，心率和血压也因为缺氧和出血的刺激而远高于正常水平，必须尽快插管。
但我不敢轻举妄动——病人病情危重，体态过胖，一眼看去少说也快200斤，而且他脖子偏短，让我无从下手。
我只好请麻醉科的季哥来帮忙，他是气管插管的好手，尤其是擅长Shikani喉镜插管方面。
Shikani喉镜是个带着长把手的可视喉镜，可以把病人气道里的状况反馈到一个小电脑屏幕上。
这样，医生就可以在直视声门的情况下进行插管。
不一会儿，管子上出现了像冬天在玻璃上“哈气”一样的白色雾气，随后还有痰液出来，插管就要成功了。
见病人的面色从偏紫色变成正常的红润，确定血氧饱和度从79%升到了98%，我们才敢再次为他吸痰，也连接好了呼吸机。
正当我准备松口气，去抢救室外向家属了解病发情况时，交班的同事走到我旁边，指了指这个病人。
他低声说了句：“兄弟，这可能是个人物，家里亲戚朋友来了一大群，你小心。”
02
刚一出抢救室的大门，我就被家属包围起来了。
十几个人身体前倾，靠近我，你一言我一句，都急切地想要知道病人的病情。
我努力保持镇定，问病人发病时，谁在他身边？
所有人都沉默了，过了几秒，一个保安怯生生地说：“我在他身边……大夫。”
保安说，病人中午刚吃完饭，就说头疼，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突然吐了起来，脸朝下栽到椅子上，叫也叫不醒，等救护车的时候他又吐了一次。
小保安用标准东北话补充道：“我们寻思怕不是脑溢血啥的吧，都听家里人说脑溢血要命，我们也都慌了啊。”
小保安猜得没错，他就是脑溢血，医学叫脑出血。
颅骨是人体最硬的地方，保护着人体最软的器官大脑，大脑中的血管很脆弱，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破裂，血液从血管里溢出来，就会造成危及生命的颅内出血。
我让家属来交钱签字，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后退了一步，除了三个人。
一个面相憨厚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黝黑的面容，有些胖；
一个中年妇女，烫着卷头发，妆容不淡，眼中茫然，手足无措；
还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挺白净的，站在长辈旁边默默听着一切，但眼神里的泼辣劲儿似乎遮掩不住。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病人的父母和妻子。
“大夫啊，您一定要救救我家东升，他才29岁，家里可不能没有他啊！”中年男人带着哭腔说。
通过询问我才知道，病人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项目部经理，名叫东升，在那些刚刚把我团团围住的人里，除了父母、妻子和一个表哥，其余来的全是公司的同事和领导。
表哥正在忙着和公司沟通，东升的其他三名家属凑了过来，听我解释病情：“患者颅内有出血，医学上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话刚一出，我就看到家属三人脸上疑惑的表情。我只好通俗地解释：“好比是脑子里的一根水管裂了，血流得满脑子都是。”
东升的母亲听了我的解释以后，问我怎么办。
我告诉她，大概率是一瞬间出血，短时间形成血块止住了血。但是，还会不会再出血，不敢保证，需要推到CT室做个增强CT检查，找到出血点，但是……
没等我说完，东升父亲就抢着说：“做！做！我们做检查，大夫您赶紧给我们安排吧！”
我让他们别着急，检查要把东升推到CT室，不仅要反复挪动他，还要给他打针，整个过程最快也要三四十分钟。
但是，东升进来的时候，仰面朝天，呕吐物肯定被倒吸进肺里了，这会堵住他的一些小支气管，影响供氧。外出检查的过程中，搞不好可能会发生心脏骤停。
而且路上无法吸痰，万一一口痰液卡住，人可能就憋死了。
03
不仅是我，其他在值班的医生也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给东升做这个检查？
对这种严重昏迷的病人，大部分医院和指南都不太建议积极干预。尤其是国外，认为即使干预了，效果也不好，反而徒增检查过程中的风险。
东升的父亲眉头紧锁，目光紧盯着我，焦急中更多的是企盼。
还是东升的妻子最先冷静下来，问，能在病床旁边做检查吗？
我告诉她，这必须得去CT室，而且明天是周末，CT室没人，现在也快四点了，CT室的医生过不了多久就会下班，所以得尽快决定。
家属陷入了犹豫，东升母亲流着眼泪，在抢救室门外团团转。
其实，我倾向于做，同事们建议我先等等，但我觉得，既然东升能基本确定是颅内动脉瘤，只是不知道位置在哪儿，为什么不去检查呢？给他这个机会，没准就能活下来。
如果真的等几天，万一期间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二次出血死亡率会高达80%以上，那么，东升恐怕真的凶多吉少了。
我一直记得实习的时候，老师在做腰穿时，病人突然放了一个臭屁，所有人都躲开了，他却没有。
他说，“如果我当时也离开了，那这个病人可能就会突然死掉。”
我现在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义，我如果不坚持，东升可能就会死掉。
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东升的表哥说：“叔，检查怎么都是个做。说句您不爱听的，人死也要知道死因。东升这么年轻，我相信他能扛过这关！”
大概这些话，打消了东升父亲的思想包袱，他终于同意让东升去做检查。
仔细研究了东升的片子，我发现他病情虽然很重，但颅内出血量并不是特别多，血压也能稳定维持。
而且，经过气管插管及呼吸机支持，东升的血氧最好时候能维持在98%左右。但东升的痰特别多，需要护士们不停吸痰。
于是，我尝试了几次脱离呼吸机，东升的血氧虽然往下掉，但是用着氧气袋，捏简易呼吸器的皮球，还可以维持。
但保险起见，我还是跑到ICU借来了移动呼吸机，路上实在不行，就赶紧回来。
下午4点，我们向CT室出发了。
04
在神经外科从基层干起，最应该学会的就是带各种危重患者去做检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我时刻看着移动监护仪上的数字，还得看着手上的脉氧仪。而更多时候，我都在看着病人的口唇和面部的颜色变化，同时，指挥家属如何抬病人。
一趟下来，我白大褂下面穿的刷手服全都湿透了。
没想到那台移动呼吸机的蓄电量那么少，东升的检查才刚接近尾声，它就没电了。
为了让东升安全返回抢救室，我必须一直手动捏着简易呼吸机的皮球送他回去。
手动捏皮球，要顺着病人的呼吸，快慢轻重都有讲究，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得保持在1分钟18次左右，接近人体正常的呼吸频率。
苦于途中无法吸痰，快到病房的时候，东升嗓子里呼噜呼噜的声音已经持续很久了。我盯着血氧仪器，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东升的CT结果明确显示，左侧椎动脉动脉瘤，大小约4*6mm左右，就是这个罪魁祸首破裂，导致颅内大量出血。
而且这个位置的动脉瘤多半是夹层动脉瘤，是动脉瘤中特殊的那种。
人脑动脉血管的直径最粗5-6毫米左右，血管一共有三层，血管壁只有不到1毫米。
普通的动脉瘤，一般都是血管的三层一起鼓起来，而夹层动脉瘤，只有血管的内层破了，中层或者外层鼓起来。
要在不到1毫米厚的动脉上进行操作，手术只能采用微创手段，介入治疗。
东升的公司领导对他的病情很上心，找来了神经外科领域非常权威的专家帮忙，也就是我的老师。
那时，让我们纠结的，就是如何确定东升的手术方案。
神经外科和其他的科室不同，如果说其他科室的病变大多可以用“切”来解决，神经外科则是一定首先选择“保”。
人脑中的血管非常密集，每一根都必不可少、不可再生，它们连通着人体大大小小的部位，甚至一根汗毛的抖动，都需要靠人脑中一条细小血管传递刺激信号来控制。
这种缺一不可，让人脑中的每根血管都变得非常宝贵。
以前技术不够的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东升这根血管结扎掉，要开颅，是大手术，术后效果也不好，死亡率很高。
如今技术进步了，只需要大腿上打一个小针眼，从那里的血管里伸一根细管子，通进脑子里，就可以把手术轻松做掉。
我们制定了两种手术方案，一种是直接把这根破了口的血管从上游闭掉，类似于在河的上游填塞石料，让水不能从这流过去。
手术简单，风险小，时间短，估计半小时就能结束，但术后可能会有后遗症。
第二种就是保全这根血管，相比第一种，这个手术会更麻烦，术中遇到的未知情况也会更多。
如果用第一种方案，让一个只有29岁的人牺牲掉一根粗大的血管，先不说人能不能醒，如果真的醒了，脑内血管少了一根，很有可能出现症状，日后恢复起来可能也慢，甚至会致残。
但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案，万一出现问题，病人可能就直接下不了手术台。
术前谈话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东升的家属把情况问得非常仔细，我只能反复告诉他们，手术第一步是解决出血点的问题，一切都是先保命的为前提，后续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犹豫了良久，他们还是选择了复杂的第二种方案。“大夫，我们赌一把吧，尽力保血管吧，我们希望能换回那个身体健康快乐的孩子。”
最后，是老师说了一句：“爹妈给的东西，凭什么说牺牲就牺牲！”
我知道，他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尽力保住那根血管。
05
整个手术过程，就像去修补一个塌方的隧道，第一步我们要坐车进去，第二步给破损的地方填充钢筋，第三步为了防止钢筋下落，再搭上支架。
由于位置深，也没法直视，所有介入手术需要在射线透视下进行。所以，我们还要额外再穿一套20多斤沉的防护铅衣、铅帽、铅眼镜等。
在比较大的负重之下做精细的操作，是非常困难的，稍微手一抖，有可能病人的脑子就破掉了。
我们先进行第一步，“坐车”进去。
介入的管子从东升右侧大腿根部穿刺进去，穿刺好通道后，会在里面放置一个比苹果耳机线稍微粗一点点的管子。
通过这个管子，我们会继续往东升脑部病变的区域再输送一套更细的管子，在这根管子里再套一层更细的导管，到达东升的动脉瘤。
最终到达动脉瘤的那根管子，比成年男性最粗的头发还要细，大概0.36毫米。
手术第二步，加钢筋——往东升动脉瘤瘤腔里填塞弹簧圈，直径0.29毫米，比起缝合的针线，它要更细、更软。
作为老师的助手，我需要时刻固定住东升大腿的那条比苹果耳机线稍微粗一点点的管子，并且，和老师一起盯着手术仪器的屏幕，在射线的透视下，往东升的脑子里填弹簧圈。
我不敢用力，甚至连呼吸都变得轻微了许多，生怕把东升本就没愈合的动脉瘤破口撑得更大，没几分钟我就感到两条胳膊非常酸。
手术不仅要保住东升这根连通脑干供血的关键血管，还得拆掉动脉瘤这颗炸弹，即使是老师这样的高手，也是要费了不少力气的。
比较顺利地填完了几个弹簧圈，刚想舒一口气，却发现东升的血管内径变窄了，那些弹簧圈不仅到不了血管的破口处，而且还往血管腔内挤压。
我们既要处理东升的颅内出血症状，还要面临将来颅内血管堵塞的风险。
安全起见，手术在途中增加了第三步——在东升被挤压的血管腔内释放支架，把血管从管腔内部撑起来，死死压住破口。
在血管腔内释放弹簧圈和支架（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等到支架完全释放时，血管却还是撑得不太好，于是，老师决定在支架的内部再释放一枚支架，但这无疑增加了不少操作难度。
在内径只有3毫米的管腔内放置两枚直径3.5毫米的支架，并且第二枚支架的头部要套在第一个支架的尾部，重叠的部分还要刚好把血管狭窄的地方撑起来。
最难的就是支架套支架。
第二个支架释放后，它的头端怎么都打不开，时间过去了很久，手术室里及其安静，我们都在盯着老师手上的操作。
我感觉老师也提着一口气，他手上的动作变得更轻缓了些，在灯光之下跟一个个小支架较劲，也是跟想要夺走东升性命的死神较劲。
等到两个支架成功地被套在一起并且完全释放时，老师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06
三个小时后，东升脑中的动脉瘤被弄掉了，血管得以保全，而血管中间狭窄的部分，也被支架撑了起来，保证了小脑的供血。
脱下铅衣的瞬间，每个人的后背都湿了一大片。大家瘫在凳子上，接过同事递来的矿泉水，咕咚咕咚来上几口。
虽然疲惫，但这也是让我感觉最爽的时刻。
听到“手术顺利”这四个字，看到东升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东升的家属们开心得不得了。
在病房，我又一次被一大群人围了起来，交待着东升术后的情况和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给他们打比方，就像堤坝决堤了洪水流进村子里，你的家具全都被泡了，病人现在也是，整个脑子就是家具，都泡在血水里。
目前水位下去了，你现在不补破口，也可能就这样，但要是再来一波水位上涨，可能村子就全完蛋了。
我们把破口补完了，但你的家具还能不能用，就得靠病人自己了。所以手术结束并不代表治疗的结束，后续我们还要一关一关地闯。
没人能预料东升接下来会遇到什么。
术后第2天，东升就发烧了。他的肺部CT结果也很糟糕，痰液比较粘稠，不容易咳出来。
我很怕他挺不过来肺部并发症这一关。
第4天，东升的昏迷评分不仅不升，甚至还降了1分。我们决定对东升进行气管切开术，也就是所谓的“切喉”。
好多家属都认为切了喉管，以后就不能说话了，甚至认为切了喉就伤了元气。
东升的父亲也不例外，他委婉地跟我说：“杨大夫啊，我们再等等看吧，万一我家东升扛过来了呢？”
拖了一个星期，直到我把东升父亲带到监护室，让他亲自听东升喉咙里那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以及呼噜呼噜的痰的声音。
看着那么难受的儿子，他犹豫了。
最后，我让他拿着东升肺部的片子去了权威的肺科医院找专家，专家就说了一个字：“切！”
这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才终于下定决心，让儿媳妇在手术通知书上签了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升的体温刚刚控制好，又过了几天，他的两条腿突然不能动了。
那天，我们照常每日例行给病人们检查，到东升时，无论怎么刺激，他的下肢都没有反应。
这给我们吓坏了，生怕术中碰错了哪根血管，让东升变成了截瘫。
又一次交待病情的时候，我察觉到东升媳妇的怪异。她一进办公室就把手机倒扣在桌子上。
后来我找了个借口对她说：“小心手机别摔了啊”，然后把手机递给她，顺势翻了过来，发现手机屏幕正停留在录音界面。
我很生气，认为这是对我和医院的不信任。我没好气儿地说：“如果您不信任我们，现在赶紧联系转院吧！手术也做完了，可以转院了。”
那瞬间我想过放弃，我和老师已经把他从生死线上拽回来了好几次，而接下来的恢复，医生再专业，家属再配合，也还是需要看他自己。
但我也很清楚，问题并没有全部被解决，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小伙子，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次手术而截瘫。
东升妻子羞红了脸，低下头，不敢看我。东升的父亲恶狠狠地瞪了儿媳妇一眼，赶紧赔笑脸说：“没有没有，她可能是怕听不清您说的内容。”
我看了东升术后复查的片子，各项显影都没什么问题——出血开始吸收，颅内没有脑梗塞，针对于颈髓位置的CT检查也一切正常。
我怀疑是脊髓前动脉的供血受到了影响。
很有可能是手术的部位离这里比较近，术后的刺激导致脊髓前动脉的血管痉挛了，就像含羞草，叶片被触碰到后收缩了，只需要等刺激过去，它就会自然打开。
但那时我觉得，他们不信任我，我的话肯定不管用，索性直接让家属拿着检查结果和我写的病例摘要，去挂了我老师的专家门诊。
老师证实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并表示只要注意控制，一般两周左右就会好。
东升的父亲回来后，挺不好意思地和我说：“王主任说了，让我相信他的学生，别老往这边跑。”
07
在神经外科做手术的病人，脑子被动过，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症状。有一个躁动期，可能会突然跳起来，或者拔了身上的管，所以要上约束手套，保护他们。
东升也带着约束手套，躺在床上。
他每天昏睡的时间渐渐减少，从以前的十七八小时到现在十二三个小时，进步还是很大的，但仍然还是没有意识。
直到术后两周左右，一个下午，我例行给东升检查，给他刺激。
一般给病人刺激，医生都会掐他们的胳膊或大腿的内侧。很多病人因为经常刺激同一个地方，受刺激处就会被掐得青紫。
后来为了避免这件事，我会经常换地方给病人刺激，今天掐左手，明天掐右手，后天掐左腿。
那天我掐东升，他的肢体闪躲，动作幅度特别大，还不停地咳嗽。
我当时有点兴奋，但也不敢确定，就把他手上的约束手套解开，试探着跟他说：“来，伸出一根手指。”
等了几秒钟，东升缓缓举起自己的手，手指向掌心合拢，只有食指还翘着。
我趁热打铁，让他冲着我比个“二”，他也能顺利地比划出来。
我又让动动左腿，他的左腿缓缓弯曲又伸展。我有点激动，接着让他吐吐舌头，他也照做；眨眨眼睛，东升也能完成。
虽然他的精神头儿还是有些弱，但我能确定，东升终于有意识了！
东升醒来后，并不知道自己身上都发生了什么。
每日查房，只要赶上东升清醒有意识，我都会跟他说上几句话：“你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多动动胳膊和腿，眨眼啊，摇头啊，也是可以的。”
东升每次听了我说的话，虽然不能说话，但都会冲我呵呵呵笑。而每次和他握手的时候，他也会紧紧的握着我的手不放开。
一开始我还担心是手术把他变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不能说话的时候，用表情告诉我，他一定会好好配合治疗。
术后三周左右，东升的意识已经大为改善，转到了普通病房，这真是神奇的事情！
直到术后一个月，东升的咳嗽和咳痰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他能自主咳出一些痰来了。
每天在病房里，东升不是被他父亲扶着坐起来，就是被妻子扶到轮椅上推着转转。
虽然一个胖小伙子被病痛折磨得已经瘦了十几斤，但一家人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们也开始计划，准备拔掉他脖子上的气管切开套管。
可当东升的意识好到终于可以用笔写下自己要说的话时，我没想到，他写的第一句居然是：“大夫，我眼睛看不清楚。”
08
“杨医生，他的视力一向都很好啊。”家属告诉我。
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请来眼科的医生会诊，完善了东升眼底和视力的检查。
结果是，我遇到了自己从业五年多以来，关于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个病的又一个新并发症——Terson综合征。
诱发这个并发症的原因尚不明确，但结果就是东升的颅内发生急性出血，引起他眼睛内出血，从而影响了视力。
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并发症，但需要时间去等待，它只能自行恢复。
东升是个很积极的病人，眼睛恢复的那段时间里，他也还是会坚持用画板来写字，和我或者护士交流。
画板上的内容很丰富，除了表达自己的情绪，哪里不舒服外，有时，他会在画板上写“猪蹄”，这表明他想吃猪蹄了。
但我们最终还是没敢把他的气切套管移除，所以他只能坚持坚持，接着吃一段时间流食。
慢慢熟络起来后，他甚至连身上哪里会痒，需要护士或者家人帮着挠一挠这样的需求，都会写在画板上。
我越来越能从东升的身上看到希望，我以为，这离他出院的日子不远了。
可就在东升的视力逐渐好转后，他的恢复速度却慢了下来，甚至出现了倒退。
他的意识开始变差，每天昏睡的时间又达到了刚刚结束手术时的18个小时，有时问他“100减7等于几”这样的数学题，他居然也回答不上来。
于是，我们给东升做了头颅CT的复查和腰穿术，结果都出人意料——头颅CT结果显示他的脑室正在扩大，而腰穿的压力值也高达330，而正常值是70-180。
针对东升脑积水的症状，我和家属解释，咱们脑袋里每天都循环着自来水一样的液体，也就是脑脊液。因为颅内出血，那些血液把我们平时脑脊液循环的通路堵塞了。
打个比方，你家地漏有1000个孔，进来泥巴水，如果堵了200个，你放洗澡水还是可以流下去的，可如果堵了800个，这水就流不下去了，就会淤出来了，脑积水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东升已经住院40多天了，其实，我很怕东升的家属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毕竟，日复一日精细的照顾，换来的却是东升身体状态的连连倒退。
不过，经历了这么多，东升一家人的心理素质不知不觉得到了提高，听到这个并发症时，他们脸上的表情甚至有些风平浪静，只问了手术有没有太大风险。
我告诉他们，风险比第一次手术小一些。
等待观察了几天后，东升的脑积水仍然没有缓解，持续扩大的侧脑室压迫了脑组织。
在连续5次的腰椎穿刺检查，结果均显示指标合格后，我决定给东升做脑积水的分流手术。
当东升的家属再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听我给他们交待病情时，东升的父亲做了一个令我意外的决定——他同意这个手术由我做。
09
以前，我和东升的家属交待病情，每天要用一两个小时，往往是上午交待一次，东升的父母和公司会把情况再和别的医院的专家汇报一次，反馈回来后，下午再交待一次。
大概是看过老师的门诊后，家属的态度明显改善。
我看到东升父亲眼睛里透露出久违的光，那是真真正正的信任、期待。
他听我交待完病情，说：“从一开始到现在，你们的治疗决策都非常正确，尤其是第一次，您带东升去做了关键性的CT检查，真是救了他的命啊！”
然而，手术签字时，我才真正感觉到，这次的压力似乎全转移到了医生身上。
毕竟，第一次的手术是救命，不做不行，压力在东升家属身上，正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医生这边的压力要小很多。
可时隔一个月的第二次大手术，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即使手术的风险没有第一次那么大，我们仍然保持着慎重。
全科还专门为此展开数次讨论，商量东升手术的时机和最佳的方案。
面对这么年轻的患者，面对不惜余力抢救的家属，这次，说什么我都已经没有从东升身边走开的理由了。
东升住院的第42天，我给他做了脑积水分流术。
他被推进了手术室，全麻后我们在的他头、脖子、肚子上各开了一个口子，将一根很细的管子的上边插入东升大脑深处的脑室里，下边插入腹部深处，两者在脖颈处汇合。
这就像是对他身体里的积液进行“南水北调”——脑袋里的水太多，吸收不掉，只能用一根管子把水分流到肚子里。
所以，这根管子东升需要终身携带。
手术很顺利，东升在术后像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恢复着，仅仅10天，他就能下床活动了。
不久，我们拔掉了东升气管切开的套管。那一刻，我知道，这个病人被我们完全救了回来。
在东升住院53天后，我终于把他健康地送出了医院。
现在，三年过去了，东升还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给我发来一张自拍，是他的大头照。
他说，杨医生，我现在还在工作，没有人知道我的脑袋开过刀，我感觉自己就像正常人一样。
10
杨正经最近一次见东升是几个星期前，他们相约去撸串。
东升的状态非常好，还是胖胖的样子，爱笑，几乎看不出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一杯酒下肚，东升对杨正经说：“手术前前后后花了将近20万，我这脑袋里就像是被塞进去了一根大金条，杨医生，为了这根金条，我也得好好活着。”
杨正经跟我说，这是他工作这么多年来，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了。
他也终于深切地体会到，当年在实习的时候，老师说的那句：“如果我当时也离开了，那这个病人可能就会突然死掉。”
因为自己的坚持，他让东升这个生死线上几度徘徊的人，健康地回归社会，回归自己的工作岗位，想想都觉得兴奋。
如今，“不离开病人”成了杨正经工作中的一个准则，每当面对病人、家属、治疗方案有所犹豫时，他都会先想想老师的那句话，再去做决定。
而在我看来，东升之所以能活下来，也是因为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如果杨医生还是一直被质疑，结局就会不一样了。
一个全力救助病人的医生，也需要病人报之以信赖。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马修 弹簧
插图：娃娃鱼
这个故事选自【天才捕手故事】的系列【医院奇闻录】，他们还有很多这样精彩的医院故事，均来自医生口述：
有个精神科医生受到了死亡威胁，因为他收治了一个17岁的漂亮男孩儿；
有个整容科医生遇到一个为了整容可以不要命的艾滋病人，在艰难抉择后，他站上了手术台；
还有一群女医生，为了保护一个被全家弃养的女孩儿，抡起输液架和人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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